oec 只有在有血有肉的个人意识中才会发生自我分离。
其实，就在《新理学》中，冯先生也已认识到大全之不可思，只是有时有些游移不定。殊相是具体的，因此是有情有状的。
在自然境界的人，虽也有为自己的利的行为，但他对于自己和利并无清楚的觉解，他不自觉他有如此的行为，也不了解他何以有如此的行为。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和人同样生活在自然界中，但人对其周围的环境有或高或低的了解，而其他生物则没有什么了解。《新理学》把道家的反知方法看作一个缺点，并自认为只用致知方法便可达到大全的观念。([3], p. 662) 笔者认为，冯先生把了解、确定人之理或道德准则的具体内容的认识过程，排除在修养方法之外，其理由是不充分的。需要强调，天地境界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自然境界，但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天地境界的天相当于大全，大全是冯先生的形上学的另一基本观念。[①]人们不禁要问，这种空洞无物的命题有何用处？冯先生答曰：尽管它们不能提供关于实际世界的积极的知识，但却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精神境界。七、新儒家的心理构造 新儒家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构造虽然尚有待建造，但是他们的心理构造早已是金字塔式的，而且已发展到牢不可破的地步。
从上面的讨论可知新儒家今天至少有三中不同的用法：第一中主要在中国大陆流行，其涵义也最宽广，几乎任何20世纪中国学人，凡是对儒学不存偏见，并认真加以研究者，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。在第一流的中国史学家中，汤用彤和陈寅恪便和他的观点甚为接近。若谓孔子在当时，乃无端凭空提倡此一种理论，而始蔚成为中国社会此后之风尚，而始目之曰道德，此则远于事理，昧于史实。】 引文末句论宋儒即指朱子，事见《韩文考异》卷五《与孟尚书书》论胸中无滞碍条。
但两人居西湖，相得甚深。其实这个意思和韦伯（Max Weber）的观点大有相通之处。
我们可以说，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，使他能够打通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。韩愈尚所不为，我们自可不走此绝路。因此我们再不能抱野心要当教主，要在人文界作导师。虽经乱离困厄，未尝敢一日颓其志。
又是甚为脆弱，极易中断的。【见郑家栋《大陆近年来的新儒学研究与我的一点认识》一文，刊于香港《法言》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号，第32-38页。近几十年来诠释学逐渐从神学扩展到文学、哲学、史学等即是一现例。读《临川集》论议诸卷，大好之，而凡余所喜，姚、曾选录皆弗及。
一切专业也都起于对此整体进行分途研究的需要，因此我们对于此整体的了解正有赖于各门专业的精进不已。一日，渡江来访，邀余去书院讲演。
在绝对精神那一层上，主客自然是统一的。近东的宗教先知也窥见了这个道体，但他们又被启示理性所限制，把它拟之为人格化的上帝。
】他在此讲中把儒学分六期。因为唯有如此，才能免于见树不见林之病。他们是不可能统一在新儒家住一旗帜之下的。（上引章学诚必不可有门户之说，微有语病，其意仍指门户之见。科学主义者讲科学理性体现德行，新儒家反之以知识为良知之发用……新儒家如此处处与科学主义针锋相对，一切反其道而行之，而整个系统的内在结构又与科学主义几乎完相一致，这决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。[1]钱先生对于经学抱着敬慎的态度，举凡历经师的注疏和辩伪他都不敢轻忽。
论其转移风气之力，则亦犹清初之亭林、黎洲诸家也。钱先生的史学路向是与当时的主流相背的，但是他也不是完全孤立无援。
人乎其内的说法，今天才获得较多的人的重视。自后（汤）锡予、十力、（蒙）文通及余四人，乃时时相聚。
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，相距五宅之遥。钱先生误会我了，以为我在推重熊氏的经学，面露诧异之色。
我们当然可以说，现代人解释古人的思想，无论自以为怎样忠实于原著，终不免要把新的观念带进来。例如李泽厚《略论现代新儒家》一文便只讨论了熊十力、梁漱溟、冯友兰、牟宗三四个人，而没有包括钱先生和徐复观，因为后两人都是史学家。显而易见，这一断定并不能取决于哲学论证。其实这正是新儒家特显精神之处。
但良知在作用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对有关的客观事物的认知要求，此时良知即须决定坎陷其自身以生出一了别心。此书中也有专章讨论冯友兰的《心理学》，视之为新程朱派的代表。
道德主义者则不然，他们高居于本体界，视整个知识领域为低一层次的活动。然而新儒家套用黑格尔的概念却引起实践上的困难。
[3]这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论断。如果说心性之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特色，熟悉中国学术传统的人也许不致提出太多异议。
以我个人所知，钱先生晚年在台北所了解的新儒家只是熊十力一派的专称。必须入乎其内，则是元遗山所谓画图临出秦川景，亲到长安有几人。即使如此，明清以来，由于社会结构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重要的变化，这些少数精神先觉的社会身份已不免发生问题。但是由于新儒家在基本立场上继承了中国精英主义（elitism）的传统，他们的讨论重点是放债金字塔的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的。
十力晚年论儒，论六经，纵恣其意之所至。科学主义者讲事实，新儒家反之以价值。
文献必涉及训诂考证的问题，新儒家与考证学家恰好相反，他们相信义理明而后训诂考证之得失可得而明。相反的，中国和西方各成一独特的文化系统，也各有其历史发展的阶段。
以新儒家的立教形态而言，此塔尖非他们的教主莫属，因为教主不但是道的最高权威，而且还是从内圣领域开出外王的原动力（prime mover）。这是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先识其大。
